我在非洲做公共衛生

       

 

在台灣提到公共衛生不能不提到有台灣公共衛生之父之稱的陳拱北教授，他的貢獻就如同他曾說過的一句話：「你要知道，做公衛的人休想賺錢，它的目的在為了全體民眾健康服務；公共衛生的教學、研究目的，也是如此。」

        過去台灣的公共衛生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時期，在50到70年代，台灣正遭受許多傳染病的侵襲，如霍亂、痢疾、瘧疾、日本腦炎、肺結核、小兒痳痺等，這些傳染病不只造成人民的身體健康受到威脅，並且嚴重打擊台灣的社會經濟。當時，公共衛生以「基層公共衛生建設優於醫療建設」，政府在每個鄉鎮建立衛生所，投入許多資源及人力。透過衛生所的公共衛生醫師、公共衛生護士及保健員，每家每戶的拜訪、接觸、展開衛生教育、預防、監測、通報、調查等公共衛生工作，使得大多數傳染病消聲匿跡。

        對於我而言，每每看到這一段輝煌的台灣公共衛生事蹟，都不經對那些過去曾一步一腳印踏遍台灣各鄉鎮、各巷弄的公共衛生護士深感佩服，很慶幸曾經有他們的貢獻才能有今日台灣的衛生環境，如今台灣的衛生環境已達一定的水準，挨家挨戶的探訪已不復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專家設計的疾病監測及回報系統、以及高科技的電腦化設備，當然隨著衛生水準的提高以及經濟科技的進步，適當的改變是可以預見的，但也有專家對於現今政府對於公共衛生的政策是重醫療輕預防而提出的警告。不管是重預防還是重醫療，在這裡姑且不論是非對錯，但對於現今台灣的公共衛生環境而言，台灣的公共衛生學生已很少感受到公共衛生的存在感，過去那一段輝煌的成就已過去，我不可能再參與那段盛事，單單從書本得到的感動根本不足以讓我體會過去那些「公共衛生巨人」的辛勞，我很慶幸我在非洲，因為我在這裡體會在台灣無法體會的公共衛生。